第四百九十三章 辽西大溃败_明末之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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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九十三章 辽西大溃败

  李啸这边径自东去,又过了两天,济尔哈朗才带着主力步兵队伍,赶到了图库拉崖之下。

  只不过,在快到图库拉崖时,济尔哈朗与全体清军,立刻被扑鼻的尸臭,给差点薫晕过去。

  济尔哈朗强忍着剧烈的恶心,下令手下军兵,立刻前往图库拉崖中,将战死的清军骑兵,无论人还是马,统统加紧收拾安葬。

  在看着那些清军,用重重厚布包着口鼻,把谷中全部尸体清出,然后统一清点烧化时,济尔哈朗一脸惨白。

  可恨啊,可恨唐军在向东回返之际,还能施计对前来追击的清军,来一番设计伏击,倒还真真完全出乎了济尔哈朗所料。

  很快,大批的尸体被安排埋葬,而听到统计的士兵报上来的数字时,济尔哈朗深深地皱起眉头。

  据统计,谷中只有两千来具清军尸体,也就是说,有至少二千多名清军,成为了唐军的俘虏,最终被全部带走。

  而主将索海的尸体,则是根本找不到,由此看来,应该是索海主动投降,然后带着残余的两千多清军骑兵,向唐军骑兵集体投降。

  济尔哈朗仰天长叹,为自已当初错信了索海的计策,而深深地无奈。只是事到如今,哪里还有后悔药吃啊。

  就在济尔哈朗带着全部步兵,垂头丧气的往沈阳赶回之际,在辽西前线的明军总指挥洪承畴,正处于一种焦头烂额的状态。

  (下面为防盗版,明天两更)(下面为防盗版,明天两更)(下面为防盗版,明天两更)(下面为防盗版,明天两更)1368年建立的大明王朝,到1628年,已经走过了整整二百六十个年头,距离它灭亡的1644年,只有最后的十七年了。

  这就是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。崇祯,明朝最后一个皇帝——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,延续了十六年零三个多月,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。

 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子夜,即十九日的凌晨即将来临之前,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外城、内城,逼近皇城。

  千钧一发之际,走投无路的朱由检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(即景山)自缢身亡。

  他的死,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,老祖宗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明朝,在这一年(1644)宣告寿终正寝。

  李自成虽然推翻了大明王朝,但是他的大顺政权在紫禁城的日子,不过区区四十天而已。

  由于招降明朝总兵吴三桂不成,他亲自率领主力前往山海关征讨,遭到满洲铁骑的突然袭击,溃不成军,仓皇退回北京。

  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以后,迟迟没有举行登极仪式,到了大势已去之时,四月二十九日,匆匆忙忙在武英殿举行登极仪式,当了一天皇帝,第二天开始撤离北京。

  五月三日,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一行,在骑兵的护卫下,乘着銮舆,浩浩荡荡进入朝阳门,直奔紫禁城。

  于是开始了清朝皇帝君临全国的时代,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。处在由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换代转折时期,崇祯十七年便有了特殊的意义。

  对于明朝的遗老遗少而言,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,因而他们对于同样亡国的李后主所写的绝妙好词《虞美人》中的亡国之痛——

  “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,只是朱颜改”充满了凄婉的共鸣,便不难理解了。

  清初,孔尚任的名著《桃花扇》上演时,离开明朝灭亡已经半个世纪了,据说,观众中那些依然留恋旧时代的人们被剧情感动得涕泪满襟,唏嘘不已,依然充满感伤。

 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,实在是一个悲剧时代。按照王朝的周期性规律——

  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,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,算不上短命。

  整个明朝,犹如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M,永乐、宣德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,它的标志就是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,被西方学者赞誉为

  “发现世界”的壮举。此后逐渐走下坡路,到了万历第一个十年,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,出现了万历中兴,使得万历时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富庶强盛的时期,缔造了明朝的第二个高峰。

  但是好景不长,皇帝为了消除张居正

  “威权震主”的影响,彻底否定了张居正的政绩,甚至以为他是

  “专权乱政”、

  “谋国不忠”。于是乎,万历后期政坛高层忙于朋党之争,忙于

  “窝里斗”,国事急转直下。到了天启时期,皇帝昏庸,朝廷大权落入大太监魏忠贤之手,形成

  “阉党”专政的局面,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职,就是被杀戮,政局腐败透顶。

  朱由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继任皇位的。他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,清查

  “阉党逆案”,为遭受

  “阉党”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,拨乱反正,希望再次营建一个中兴局面。

  然而时势已经大变,东北的清朝羽翼日渐丰满,明朝与清朝的战争屡屡败绩,满洲铁骑多次越过长城要塞,威胁北京及其周围地区。

  以李自成、张献忠为首的造反大军,已成燎原之势,驰骋中原。这两股势力,都想取明朝而代之。

  大厦将倾,狂澜既倒,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,企图挽狂澜于既倒,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,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。

  在这一幕悲剧中,每个人都在演出悲剧,皇帝以悲剧谢幕,大臣们也莫不以悲剧收场。

  大明王朝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,而且亡在一个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手上,不仅明朝的遗老遗少,甚至清朝的顺治皇帝,都扼腕叹息。

  其悲剧性就在于,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演绎了一幕亡国的悲剧。平心而论,朱由检在明朝诸帝中,绝对不是一个昏君,说他出类拔萃,也毫不为过。

  他上台以后,力图挽狂澜于既倒,由于问题积累太多,内部早已蛀空,颓势难以挽回。

  无可奈何花落去,巍峨的王朝大厦,轰然倒下。朱由检本人以自缢的方式殉国。

  这样的情节,怎不令人黯然神伤!它以悲剧的形式,向人们展示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过程。

  我把这幕悲剧的细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,目的是给予读者历史固有的深邃启示,并非只发思古之幽情。

  就好像我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《哈姆雷特》那样,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场上,而是以超脱的眼光来远距离观察历史。

  19世纪独步欧洲史坛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,一大贡献是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。

  他的名言——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、冷静的、无色彩的——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。

  我想尽量向它靠拢,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只有这样,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,而与形形色色的

  “戏说”划清界限。历史题材电视剧的

  “戏说”之风由来已久,人们一批评,编导们就借口

  “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”来回敬。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,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。

  但是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

  “关公战秦琼”啊!如果听之任之,那么长此以往,就会在观众中形成一种

  “话语霸权”,把戏说信以为真。所谓

  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,到了那个时候,可就麻烦了。当然,历史学家也应该检讨,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,令人望而生畏?

  波诡云谲、风雷激荡的历史本来是有声有色的、生动活泼的,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、生动活泼。

  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就是一个典范,他无须

  “戏说”,照样引人入胜,十分

  “好看”。近来很畅销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(Jonathan)著作的中译本《王氏之死》、《曹寅与康熙》、《皇帝与秀才》等,既有学术性,又有可读性,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。

  他用

  “讲故事”的方式,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,把史料融会贯通,以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,眼光敏锐,视角深邃而又独特,却又十分

  “好看”。由此可见,追求

  “好看”,不一定非

  “戏说”不可,也就是说,

  “好看”不必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。历史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真实,没有了真实,再

  “好看”也是没有意义的。这也可以说是我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。书中所写的都是真实可信的,也就是所谓信史,都有历史文献的依据,都有案可查。

  但是作为大众读物,不必引经据典,一一注明出处。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阅读障碍,在生动的情节、流畅的文字中,感受阅读的乐趣。

  如果在轻松的阅读之后,各位可以从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悲剧中,获得这样那样的启示,那是历史本身的魅力。

  我只不过是把这种魅力传达给各位而已。从朱常洛到朱由校朱由检,明朝的末代皇帝,即明思宗,因为他的年号是崇祯,所以也被称为崇祯皇帝,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(1610),当时他的祖父朱翊钧(明神宗)在位,他是皇太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。

  万历四十八年(1620)七月二十二日,朱翊钧去世,八月初一日,朱常洛继位(明光宗)。

  朱翊钧由于宠信郑贵妃,很想传位给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,遭到朝臣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反对,才不得不传位于太子朱常洛。

  在宫廷内部权力斗争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朱常洛,长期受到压抑而谨小慎微。

  登上皇位,对于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。他的父皇朱翊钧,晚年为疾病所困扰,很少临朝听政,中央政府几乎处于瘫痪境地。

  他接手父皇留下的烂摊子,力图整顿紊乱的朝政,摆脱困境,日理万机,事必躬亲。

  然而,他自幼羸弱多病,成年后又沉迷于酒色,一旦超负荷运转,身体难以承受。

  父皇的遗孀郑贵妃,颇有政治野心,希望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够取而代之,不怀好意地送来一批美女,供他享用。

  每天退朝后的夜宴,宫女奏乐,翩翩起舞。就寝时,龙床上常常是两名美女轮流

  “御幸”。本来单薄的身体,哪里禁得起如此折腾,朱常洛终于病倒了。

  郑贵妃指使原来在她身边侍候的亲信太监、现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,让朱常洛服用通利药——大黄,致使病情加剧,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,进入虚脱状态。

  以后,又在郑贵妃的授意下,让朱常洛服用称为仙丹的红色丸药。九月初一日五更,朱常洛一命呜呼。

  这位明光宗,在位仅仅一个月,成为明朝最为短命的皇帝。郑贵妃原本指望乘朱常洛之死,再次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谋求帝位。

  然而,依然没有成功。朱常洛把帝位传给了长子朱由校。九月初六,朱由校仓促继位,这就是明熹宗(天启皇帝)。

  朱由校即位时虚度十六岁,父亲虽然是皇太子,却连遭厄运,作为皇长孙的他,当然没有可能接受良好的

  “豫教”——执政前的系统训练,学识才干比父亲大为逊色,说他不学无术,似乎也毫不为过。

  明清史专家孟森说,朱由校是一个

  “至愚至昧之童蒙”——愚蠢之极蒙昧之极的儿童。传记文学专家朱东润说得更加彻底:朱由校是朱常洛的

  “文盲儿子”,

  “一字不识,不知国事”。如此看来,难道朱由校是一个白痴?其实倒也未必。

  他是一个心灵手巧的颇有创造能力的人,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、泥水匠。

  当时的野史,如李逊之《三朝野记》,这样描写心目中的皇帝:除了喜欢骑马看戏之外,最大的爱好就是盖房屋,亲自操作斧头、锯子,加工木材,技艺之精湛,能工巧匠都望尘莫及。

  他使用的一些器具,都自己制作;而且性情急躁,早晨开工,晚上一定要完工。

  当时的宫内太监刘若愚耳闻目睹这一切,在回忆录《酌中志》中说得更为具体:朱由校制作了一种以水为动力的大型玩具,构思与造型都精美无比:“用大木桶、大铜缸之类,凿孔创机,启闭灌输,或涌泻如喷珠,或澌流如瀑布,或使伏机于下,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,于水涌之,大小盘旋宛转,随高随下,久而不堕。视为戏笑,皆出人意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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