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二四章 河南大灾 利剑怒
本来不想发这章，但是看到那些悲惨的历史资料，心中悲愤莫名，为什么从古至今，一旦发生战争，受到伤害的永远是老百姓？天祸？人祸？
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”道尽心酸。
历史中河南大灾所发生的一切，我不禁大声喊出：中国共产党万岁！
汶川、玉林。。。。。。。大地震，是谁将子弟兵派上了抗灾前线，是谁号召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；我泱泱大中华，在危难之际绝对是最团结的民族。
“忽忽！”无尽的板砖。
“饿，好疼。”艰难的站起中。
“唉，二十一世纪对华夏百姓来说，是一个仁慈的世纪！”
此章节三分之二的内容是资料，整理了三天，逐一删选，挺辛苦，感觉比写一万字还累；手好酸，今天是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，特意加发免费章节，勿忘国耻！在这里非常感谢虎穴屠龙，卫彬，沉默之虎01，独孤者，谢振宇，409798966，晚上军人，qxkk77，次仁多吉，村长快乐的地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等等读者，还有很多亲们，字数有限，就不一一感谢了，在这里要说的是：“谢谢！你们就是我写作的发动机！”言归正传，让我们一起扬起中华民族的利剑收台湾、战四平、下武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“嗡！”“看！灰机！”“呜呜呜！”“日！”“轰！”
硝烟中闪出啪啪啪闪出一排金光闪闪的大字：废话太多，挨炸；警告所有码字的，写凑字数骗金币，咔嚓！
左参谋心情沉重的走进指挥部，将一沓信纸递给高强道：“这是攻击平顶山方向的二野军，将一路所见所闻汇集成报告以书面形式送到了指挥部。”
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情在一张张纸上出现：“1941年河南大灾荒爆发，灾情严重程度空前绝后！”
“41年初，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，收成大减，有些地方甚至已经“绝收”，农民开始吃草根、树皮。”
“至1942年的河南，山河破碎，三面环敌，全省100多个县，大部分被日军侵占。”
“一春不雨，麦收平均只一二成。麦收后，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，许多人寄托希望于秋收。谁知一夏又未下雨，早秋几乎全枯死，晚收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，也因雨不及时播种太晚，而并不结实生籽。”
“这次大旱涉及全省，没有一地一县得以幸免，其中黄河沿岸、丘陵边缘等20余县为重灾区，全省因干旱面积约为6000万亩。而且祸不单行，夏秋之交，蝗虫又复为害，满山遍行，遮天蔽日，落到田间，禾苗立被吃光。”
“时值盛夏（1943年）早晨7时左右，一种簌簌的声响隐隐约约响起，像极快转动的纺车声，由远及近蔓延开来。“蝗虫！蝗虫！”早起的人们几乎不约而同翘首远望，面色恐怖。只见离地面仅三四米高的飞蝗群落黑压压铺天盖地而来。飞蝗如黑云压城，来往盘旋，近过之处，转眼鲜润的谷子、玉米被剃成了“光杆司令”。
老人们回忆起光绪三年的灾荒，认为这次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蝗虫毫不留情，成熟待收的麦子被劫掠殆尽，吃去了大半。世代靠天吃饭的农民，眼巴巴瞅着这群害人精，毫无办法。”
“11月，灾情渐重。巩县喂庄、罗口、常村，坞罗等许多村庄，十家竟有七家封闭门户，外出逃荒。死寂，笼罩着许多村庄。往哪儿逃呢？有到宜阳、洛宁、卢氏的，有到陕西华县、三原的，他们生死未卜。”
“1942年春天到秋天，时隔不到半年，灾情更为严重了。主食吃光了，饥饿的人们就用镰刀和菜刀剥树皮，特别是榆树皮被剥得净光，然后磨成面来吃。
树皮吃光了，人们就把麦秸、谷壳、干了的草根和水藻，都被磨成面后拿来果腹，有的人靠拾雁屎、挖草根、刨滑石、挖野菜糊口，许许多多大人小孩出现了中毒和浮肿现象，饿死在村边的人很多。
在逃荒路上，肚子膨胀，像“鼓”一样，沿途逃荒的人，见得多了，麻木了。逃啊逃，走啊走，不知走向哪里。好像双腿已上了发条，只知不停地走啊走。倒下去的就永远倒下去了。
仅崇仁、敞西乡之间，死尸就有25具，亲人哭干了眼泪，行人哭断了肝肠。可以说，当时的中原大地赤地千里，饿殍载道，十室九空，卖儿卖女，路有死骨。”
“这。。。。。。这是在我的祖国发生的事情？”高强不可思议的看着沉重如山的几张信纸，心中掀起滔天巨浪。
“特勤部，特战大队立即奔赴各地，展开实地调查！我需要真实的情况。”高强在心中不停的呐喊：“这不是真的！绝对不可能！”
三天以后，张国红将一沓资料交给高强，语气沉重：“很多东西根本不用调查，随便找些本地百姓和报纸就能知道，剑四他们和二野了解的情况差不多，我们特勤部更深一步挖掘，此次大灾不止天灾，还有人祸。为了避免日寇残害百姓，我军一直远离村庄和县城急行军，其实我们是多此一举，很多村庄都是无人村。”正是这些资料引起了高强的滔天怒火。
一沓信纸慢慢翻开，血泪斑斑的残酷事实一一展现。
“1941至1942年河南特大灾荒中，河南3000万人民逃离河南的大约两三百万，饿死病死的竟也有两三百万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，时衰世乱，人祸天灾，‘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’的惨象很多，没想到这一幕发生在我们眼前，可悲，可叹！”张国红本人心似钢铁，见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是凄然泪下。
翻开被眼泪湿润的第二张纸，悲戚的声音再度响起：“河南是我国主要的小麦产区，历史上物产富饶，人烟繁盛，千村万镇，炊烟袅袅。据统计，抗战爆发前，人口约3000万，然而，“苛政猛于虎”，即使在这样的灾荒之年，政府也照样征粮不息。
到1942年秋天，河南人民已面临全面饥荒。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为应付此事，拨了2亿元纸币做救济金，但有钱无粮，河南人民仍挣扎在死亡线上。”
“据统计，从1942年秋天到次年3月，国民党政府只供应了1万袋大米、2万袋杂粮，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？即从秋天起，一直在挨饿的1000万人，每人差不多只有一斤粮食！”
“为了活下去，农民们开始逃难，他们露宿在车站旁边的地下，等候下一辆火车把他们带到西边，带向食物。其中大部分人来时所坐的火车，曾经在黑暗中被日军的炮弹偷袭过。
敞车、有盖火车、破旧的客车塞满了人：人们靠在一起，紧张地坐在车顶上，火车冲过危险地带时，紧抓着车顶的手指变得麻木了。体弱年老的人，就倒在了火车钢轮下面。不过大部分的农民，或步行，或坐骡车，或推小车来到这里的。”
“不断涌来难民的路上，到处是血肉模糊的肢体。郑州车站是河南省的大出口，难民们在这里密集着。”
“人群里弥漫着难闻的臭气，浸染了早晨的新鲜空气。难民们在寒冷中瑟瑟发抖，他们灰色和蓝色的破衣裳在朔风中飘摇着。人们的呼吸，汇成了发着水蒸气的烟雾，鼻子流着清水。在萎缩的脸孔上，眼睛似乎是黑暗的伤口。脚是用破布包的，他们的头上则围着褪色的手巾。”
“从八月份起，这些破破烂烂的人群，在开车之前，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。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，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，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，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:土车、破筐、席片，以及皮包骨的孩子。”
“悲愁和霜雪已经把难民们冻成缄口无言的一群。他们提起了这一只脚，又提起另一只，机械地、步履艰难地走向远方。
在远古时期，原始的人类也许就是这样从寒冷和饥饿的史前土地上，迁移到有食物和温暖的土地上的。路上的人群，重复着同样的事情。
男的推着小车子，女的则在前面用一根绳拉着，坐在零乱物件上的孩子，有的闭眼沉睡，有的高声大哭；或者女人横坐在骡子上，怀里抱着孩子，而父亲则在后面赶着骡子；年轻人单独走着，步子较快，把所有的家当都用包袱包着扛在肩上。”
“路边简陋的坟冢，埋葬了在这里倒下的衰弱的人们，寒冷的风从灾荒区吹过来，扬起尘土，把他们追逐到黄色平原那边。逃荒已经继续了好几个星期。”张国红的声音到了这里变得飘忽起来，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当时在其他地方救灾时候的情形，比起这来简直就是天上地下。
“哗啦！”第三张纸展开：“路上每一个大城镇，至少有一家饭店开着，供给那些钱袋还很满的人们。在那里，饥饿的人们站在炉子旁边，发抖地闻着食物的香味；他们的眼睛跟踪着富人们每一口热气腾腾的饭，从嘴到碗，从碗到嘴。在街上，小孩子们沿街讨饭，他们泪痕满面，脸色乌黑，在寒冷之中濒于绝望。这些瘦得不成样子的孩子，头发干枯，肚子鼓胀。”
“妈的，这些混蛋就是看不见路边可怜的孩子！人性啊！”高强叹息到，后世何不是如此，倒地的老人没有人扶，送到医院已经断气，被车撞击的小女孩躺在血泊中，没有去抢救，当时从网络上看到这些活生生的例子，一直都在疑惑这还是善良的华夏民族吗？
张国红低沉的声音继续萦绕在指挥部：“小村庄比市镇更可怕。村庄空洞得发出回声，门和窗户是钉死的，街道上不断的有人死亡。很多人躺在潮湿的泥地上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；小贩在出售树叶子，一块钱一把；挖着坟冢的狗，把人的尸首翻了出来；蓬头垢面的人们在池塘的死水里捞取水上的青苔。”
“郑州城已是一个白色的荒冢，被僵死的氛围笼罩着。在战争和灾荒之前，该城有12万人，现在已不到4万人。
该城曾经被日军轰炸、炮击和占领。瓦砾堆在沟渠上，房子没有屋顶，向天空张着口。街道上，偶然有零星的人，穿着抖动的破衣，蹒跚地走着。
灾荒发生后，强壮的人都逃走了，目前留在这里的老的老、弱的弱。他们削掉榆树皮，把它碾碎当做食物吃；有的人把新麦连根拔起做食物；有的人把花生壳捣碎来吃；甚至把泥土塞到嘴里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。”
“这里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”张国红顿了顿口音，开始讲诉一个非常凄惨的场面：“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找食物，非常疲倦了，母亲叫两个大孩子到下面一个村子里去找，等孩子回来时，母亲死了，那婴孩还在吮吸着死去母亲的奶；有的父母不愿看到孩子们被活活饿死，只好忍着泪把他们杀死；有个妇人在自己的孩子死后将其煮着吃了；还有一个女人由于饥饿难忍，割掉了死去丈夫的腿煮着吃；一些体弱的难民在偏僻的路上被抓住杀掉吃掉……饥饿使人们失掉人性，为了生存，发生了吃人的现象……”讲着讲着，张国红语气哽咽，声音似乎激烈起来：
“此次大灾，国民党也难逃其咎，他们封锁消息，漠视民命、救灾不力，是导致民众死亡的直接原因。国民党形同土匪的军队以及特务流氓横行霸道，加重了已有的灾情。时人谓曰“特务满街走，人命不如狗”。特别是汤恩伯的部队，被河南人民列为“水、旱、蝗、汤”四大害之一。”
“一位老乡告诉讲诉的一些事情，感到难以置信，等到特勤32号回来后，告诉我他亲眼所见的事情，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，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。无尽的废弃村庄，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，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。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。……而最可怕的结论是，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。”
“国民党设立了专门的救灾机构，确定了救灾方针并制定了具体救灾办法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这是其他力量所不能代替的。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政府及官员在赈灾救济中贪污、克扣、盗用钱粮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，酿成了许多政治丑闻。重庆国民政府甚至利用饥荒来发财，侵吞海外捐款！
汝南县仓库主任付伯明，把积蓄有待荒年放赈的积谷信手挥霍，盗用一空。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，私自将公仓小麦盗卖59000斤。
“‘人民馨其所有，贡献国家’，那是应该的。为了抗战建国大业的完成，善良的百姓什么话都没有说。但是，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，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，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，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，这是如何可怕的事!这些该死的东西统统该杀！碎尸万段！”
“可悲的是，1日军5万余人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。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，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，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！这就是国军，这就是冠以国家名义的军队！这样的党国，不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，简直没有天理！
可笑的是日本人竟然用这些粮食在灾区赈起了灾，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！可怕啊！真是可怕！这些直接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，反过来亲近日本人。”张国红说到这里不寒而栗。
“国民党救灾不力埋下了其统治的潜在危机，其后果不久就显露出来。1944年春夏之交，由于失去民众的支持，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遭到了空前的惨败，日军以微弱的兵力就打垮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，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。
尤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豫西的老百姓还到处截击溃败的士兵，缴获他们的枪械、大炮和电台，甚至枪杀部队官兵，给国民党军队造成重创！
中央军28师师长赵东威坐镇中原，不顾洪水造成的灾荒，逼粮催款，残酷杀害要求减缓捐税的老百姓。但他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便吓昏过去，弃城而逃。
逃跑的路途中，其手下的士兵抢夺难民的财物，打死难民张大娘，抢走其女儿小梅。老百姓痛恨这些士兵不打鬼子却欺压百姓，缴了他们的械。
赵东威异常愤怒，命令副官赵振平派兵血洗桐柏山，枪杀了3600多名群众。中央军的暴行激起了老百姓极大的义愤，几个村庄的群众联起手来包围了28师，收缴了中央军的枪械，用乱刀砍死了师长赵东威。”
“当时驻军纪律之坏，实在令人难以形容。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，它仗恃汤恩伯的势力，在地方上横总目直闯，作恶多端，农民饲养的猪、羊、鸡、鸭，亦被尽量搜刮。
尤其可恶的是，捕人一只母鸡，还要勒索20个鸡蛋，农民稍一迟误，当兵的即大声呵斥说：“母鸡能不下蛋，鸡蛋哪里去了？”
“妈的！这是人话吗？”高强愤怒的喊道，对这些伪军深恶痛绝，恨不得全部毙掉。
“反过来，看看小鬼子是究竟是怎样救灾的。旱灾、蝗灾、水灾接踵袭来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，沦陷区的粮食供应愈来愈紧张。在此情况下，日伪政权不得不采取一些救济措施，在河南设立了伪河南省振济委员会。1942年旱象初显时，省府带头祈雨，引得各地争相效仿，导演了一场轰动的但却是自欺欺人的闹剧。
1942年7月26日至28日，伪省长陈静斋发动了一场祈雨运动，要求每天早晨从7点到10点，各宗教团体建坛祈雨，诵经祈祷;祈雨期内禁屠三天，并布告商民;每街要设置水缸，缸内插柳或在各家门上贴上“沛然下雨”的标语。
陈静斋除了率属虔诚祈雨外，“并派员前往邯郸，迎请祈雨铁牌”，结果歪打正着。《新河南日报》便大肆鼓吹，认为是“至诚感召，各县及本市均降甘霖”。
1943年8月3日，伪省长田文炳为了“效成汤桑林祷雨之迹，发起祈雨运动，以冀上下虔诚感格穹苍”，命令直属各机关所属职员从8月3日到5号在各自衙署祈祷求雨。
日伪媒体也大肆宣扬其救灾政绩。田文炳省长，深为关怀民瘼，爰发起祈雨运动，于前日三日午前十时，率领全署职员，虔诚祈雨，果于昨日午后三时余，凉风四起，阴云密布，刹间即豪雨如注，炎热之气为之顿消，此真所谓上感苍穹，至诚格天也。”
“华夏农民非常迷信，在大旱如望云霓之下，骤获甘霖，秋禾不无润苏，故莫不欣喜雀跃，感念田氏不止云。在省府的倡导与示范下，各地方政府也群起效尤。
日伪政府从上到下不谋救灾良策，反而把祈雨当作一项重要的救灾举措，充分证明日伪政权救灾无能，只能靠迷信活动愚弄民众，达到安定民心维护其统治的险恶目的。”
“伪河南省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，也开展了急赈放款、设立粥厂、收容难民等救济活动，减免农民的征粮，限制打击高利贷，开展募捐等活动。日伪为了解决灾区民食问题，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即“配给制”。
农民一年辛勤劳动所得全部都要送交公仓，而农民所有的生活用品、食粮等则通过合作社按日定量配给，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沦陷区人民的物资。
在此“配给制”下，人民的生活水准降低到极限，甚至连牛马都不如，“每日每人仅能领粮六两至十二两，三岁或六岁以下，五十岁或六十岁以上者，均不能得到粮食的配给”。
“所有食粮除部分分配给人民以外，其余大批粮食，日军就无代价的送往平津，或其他地方，供养其士兵或出卖。”
“配给制不仅具有榨取战略物资的经济功能，还具有打击游击队，控制沦陷区人民人身自由的政治功能。日伪政权实行保甲制度，没有良民证也就无法得到粮食配给，更不可能得到救济。
而日伪统治者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宣扬自己的恩惠，笼络民心。1943年5月20日，受日伪政权所控制的《申报》发表社论说，“这次救济华北灾民成效如何，实会有重大的政治意义。”
“老百姓的心中，谁能拯救之于饥饿之中，谁就是他们所感戴的救星”。其实，日伪“配给制”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，反而是一种变相的虐杀；大搞迷信，是日本帝国主义摧残我华夏文化的卑鄙手段！”
“灾荒的严重已经使灾民失去了本来的良知。当灾荒的打击使他们自身难保的时候，他们便不再顾及他们的亲生骨肉。不但各地弃婴盈市，而且灾民木料烧死童争食。
灾情的惨绝使各地割食人肉之事屡见不鲜，确山县练河乡第十保周井村东河内于民国32年三月六日雪后发现饿毙尸体一具，年约四旬余，男孩，该村灾黎闻知纷纷割取尸肉煮食。
该县界牌西三里小李庄有李张氏者年逾半百，仅有二子一女，家贫久未举炊，三月三日晚将其三岁弱女遗弃道旁，希望有好心人将她带走，不料被其邻人张某拾取煮食。恰巧有人到张某家借物，问他在煮什么，张说是狗肉。邻人趁他取物时揭开锅一看，大吃一惊。灾情之惨不忍卒闻。”
“可狠的是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，时常来往洛阳、叶县之间。他竟然强迫民工，义务劳动，分段整修，并且派人监工。某段完工，如不对该段监工送礼行贿，即不给以竣工证明，使民工长期驻守，不敢离去。沿路居民，咬牙切齿，恨入骨髓。”
“1943年春，正当灾情发展到了顶点，灾民大批死亡之时，汤恩伯征远近各县民工数万人“以工代赈”，大修黄河。结果是工程并没做好，而死亡者不计其数。汤恩伯部队派人到各县抓兵，入伍时几十人绑在一起，把新兵当犯人对待。有逃跑的，抓回来就枪毙。
如果能给带兵的行些贿，（三五十元不等），就暗中释放，沿途他们再抓人补上。1942年河南饱受水、旱、蝗灾，国民党驻军汤恩伯部却又敲诈勒索，奸淫掳掠，无所不为，使河南灾上加灾，成为水、旱、蝗、汤四大灾。
所以有识之士品论：“可以说，军阀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频繁不息的战乱，四分五裂的政局以及种种加诸于百姓的有增无间的差役负担，是这次灾荒孕育、进发、蔓延乃至加剧的最大的‘人祸’。”
“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，二人接管亿救灾款后就开始营私舞弊，投机倒把。他们做了几次大生意，赚够钱了，到1943年麦收时节才运到一批发霉的麦子，经过分发手续，到灾民手里已经是吃到了新麦。
麦前麦后，粮价差别很大，灾民不愿要高价平粜粮。政府强迫灾民接受，结果等于又给了灾民一次摊派款。”
“日军侵犯豫中、豫西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数十万军队，临战溃逃，望风披靡、不战而逃散兵游勇又沿途抢劫。
恶果产生了，对国军恨之入骨的河南百姓，举着猎枪、菜刀，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，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，缴获他们的枪支、弹药，甚至枪杀、活埋部队官兵。5万多国军士兵，就这样束手就擒。
“汉奸队伍“皇协军”和一些杂牌队就挺可恶了，每次进村都偷鸡摸狗，搜刮财物，因此当地一些老百姓说“皇协军”比日本兵还坏。”
皇协军、杂牌队、地方团队对灾民仍是差捐频仍，不断掠夺粮食，山上有杂牌军、地方团队，山下有日本人、黄协军。黑夜抢、白天夺，一升半碗，也要给你拿去，有粮既不敢露，也吃不成，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惨啊，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华夏还有这样的地方。”张国红再也念不下去了。
“咣当！该死的汤恩伯，该死的吸血鬼！”高强发出怒吼，眼角迸裂，流出了血泪。
“该死的国民党政府竟然封锁消息！如此惨景发生我华夏大地！我利剑军枉自号称为国为民为百姓，愧煞！愧煞！”
“命令！华北、山东等地，凡我利剑军和共产党所控制区域，立即聚齐物资，连夜开拔，救灾救民！动员所有车辆，军队暂时停止对日攻击，所有人员口粮减半，一切赈灾为主！我们打仗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让百姓吃上饭过上安稳的日子。”
“电令罗高公司，加大购买粮食力度，力所能及的采购，即日起运！”
“电令缅甸人民政府军组织救灾物资。”
“电令野狼军团停止对日打击，调集所有军舰参与物资运输。”
“电令蒙古政府立即组织救灾物资，向牧民购买牲畜，在不侵犯他们利益的情况下，有多少收多少！”
“经济区各大医院抽调力量在河南各地展开就诊，一切免费！”
“教育部门立即赶赴河南各地，展开国民教育！所以一切按照经济区实施！”
张国红看着高强的大手笔，担心的说道：“这么大动静，我担心我们的经济会崩溃，根据情报显示，湖南等地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
“崩溃不会，最多就是世界更乱一点，老子有的是钱！哼，国外的粮食价格肯定会出现动荡，我管他们死活，只要我华夏百姓得救，再大的罪名我也能背。”说完后，高强脸上闪现一丝狰狞。
“特战大队、近卫军即日开拔，给我扫遍河南残余日军、伪军，凡是有在大灾期间迫害百姓的，都给我就地击毙！各城各县凡是发现有囤积粮食之商户，全部没收赈灾！汉奸发现一个击毙一个，我们看来还是心软了，这些畜生比之日寇更为可恨！更该死！”
利剑最高指挥部一声令下，国际上风起云涌、粮价爆长，华夏各处战场的枪炮声陡然停止！
硝烟被一辆辆汽车、火车冒出的滚滚浓烟替代，喇叭声，车轮声响彻华夏大地，无数的物资开始向河南输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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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情在一张张纸上出现：“1941年河南大灾荒爆发，灾情严重程度空前绝后！”
“41年初，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，收成大减，有些地方甚至已经“绝收”，农民开始吃草根、树皮。”
“至1942年的河南，山河破碎，三面环敌，全省100多个县，大部分被日军侵占。”
“一春不雨，麦收平均只一二成。麦收后，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，许多人寄托希望于秋收。谁知一夏又未下雨，早秋几乎全枯死，晚收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，也因雨不及时播种太晚，而并不结实生籽。”
“这次大旱涉及全省，没有一地一县得以幸免，其中黄河沿岸、丘陵边缘等20余县为重灾区，全省因干旱面积约为6000万亩。而且祸不单行，夏秋之交，蝗虫又复为害，满山遍行，遮天蔽日，落到田间，禾苗立被吃光。”
“时值盛夏（1943年）早晨7时左右，一种簌簌的声响隐隐约约响起，像极快转动的纺车声，由远及近蔓延开来。“蝗虫！蝗虫！”早起的人们几乎不约而同翘首远望，面色恐怖。只见离地面仅三四米高的飞蝗群落黑压压铺天盖地而来。飞蝗如黑云压城，来往盘旋，近过之处，转眼鲜润的谷子、玉米被剃成了“光杆司令”。
老人们回忆起光绪三年的灾荒，认为这次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蝗虫毫不留情，成熟待收的麦子被劫掠殆尽，吃去了大半。世代靠天吃饭的农民，眼巴巴瞅着这群害人精，毫无办法。”
“11月，灾情渐重。巩县喂庄、罗口、常村，坞罗等许多村庄，十家竟有七家封闭门户，外出逃荒。死寂，笼罩着许多村庄。往哪儿逃呢？有到宜阳、洛宁、卢氏的，有到陕西华县、三原的，他们生死未卜。”
“1942年春天到秋天，时隔不到半年，灾情更为严重了。主食吃光了，饥饿的人们就用镰刀和菜刀剥树皮，特别是榆树皮被剥得净光，然后磨成面来吃。
树皮吃光了，人们就把麦秸、谷壳、干了的草根和水藻，都被磨成面后拿来果腹，有的人靠拾雁屎、挖草根、刨滑石、挖野菜糊口，许许多多大人小孩出现了中毒和浮肿现象，饿死在村边的人很多。
在逃荒路上，肚子膨胀，像“鼓”一样，沿途逃荒的人，见得多了，麻木了。逃啊逃，走啊走，不知走向哪里。好像双腿已上了发条，只知不停地走啊走。倒下去的就永远倒下去了。
仅崇仁、敞西乡之间，死尸就有25具，亲人哭干了眼泪，行人哭断了肝肠。可以说，当时的中原大地赤地千里，饿殍载道，十室九空，卖儿卖女，路有死骨。”
“这。。。。。。这是在我的祖国发生的事情？”高强不可思议的看着沉重如山的几张信纸，心中掀起滔天巨浪。
“特勤部，特战大队立即奔赴各地，展开实地调查！我需要真实的情况。”高强在心中不停的呐喊：“这不是真的！绝对不可能！”
三天以后，张国红将一沓资料交给高强，语气沉重：“很多东西根本不用调查，随便找些本地百姓和报纸就能知道，剑四他们和二野了解的情况差不多，我们特勤部更深一步挖掘，此次大灾不止天灾，还有人祸。为了避免日寇残害百姓，我军一直远离村庄和县城急行军，其实我们是多此一举，很多村庄都是无人村。”正是这些资料引起了高强的滔天怒火。
一沓信纸慢慢翻开，血泪斑斑的残酷事实一一展现。
“1941至1942年河南特大灾荒中，河南3000万人民逃离河南的大约两三百万，饿死病死的竟也有两三百万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，时衰世乱，人祸天灾，‘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’的惨象很多，没想到这一幕发生在我们眼前，可悲，可叹！”张国红本人心似钢铁，见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是凄然泪下。
翻开被眼泪湿润的第二张纸，悲戚的声音再度响起：“河南是我国主要的小麦产区，历史上物产富饶，人烟繁盛，千村万镇，炊烟袅袅。据统计，抗战爆发前，人口约3000万，然而，“苛政猛于虎”，即使在这样的灾荒之年，政府也照样征粮不息。
到1942年秋天，河南人民已面临全面饥荒。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为应付此事，拨了2亿元纸币做救济金，但有钱无粮，河南人民仍挣扎在死亡线上。”
“据统计，从1942年秋天到次年3月，国民党政府只供应了1万袋大米、2万袋杂粮，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？即从秋天起，一直在挨饿的1000万人，每人差不多只有一斤粮食！”
“为了活下去，农民们开始逃难，他们露宿在车站旁边的地下，等候下一辆火车把他们带到西边，带向食物。其中大部分人来时所坐的火车，曾经在黑暗中被日军的炮弹偷袭过。
敞车、有盖火车、破旧的客车塞满了人：人们靠在一起，紧张地坐在车顶上，火车冲过危险地带时，紧抓着车顶的手指变得麻木了。体弱年老的人，就倒在了火车钢轮下面。不过大部分的农民，或步行，或坐骡车，或推小车来到这里的。”
“不断涌来难民的路上，到处是血肉模糊的肢体。郑州车站是河南省的大出口，难民们在这里密集着。”
“人群里弥漫着难闻的臭气，浸染了早晨的新鲜空气。难民们在寒冷中瑟瑟发抖，他们灰色和蓝色的破衣裳在朔风中飘摇着。人们的呼吸，汇成了发着水蒸气的烟雾，鼻子流着清水。在萎缩的脸孔上，眼睛似乎是黑暗的伤口。脚是用破布包的，他们的头上则围着褪色的手巾。”
“从八月份起，这些破破烂烂的人群，在开车之前，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。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，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，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，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:土车、破筐、席片，以及皮包骨的孩子。”
“悲愁和霜雪已经把难民们冻成缄口无言的一群。他们提起了这一只脚，又提起另一只，机械地、步履艰难地走向远方。
在远古时期，原始的人类也许就是这样从寒冷和饥饿的史前土地上，迁移到有食物和温暖的土地上的。路上的人群，重复着同样的事情。
男的推着小车子，女的则在前面用一根绳拉着，坐在零乱物件上的孩子，有的闭眼沉睡，有的高声大哭；或者女人横坐在骡子上，怀里抱着孩子，而父亲则在后面赶着骡子；年轻人单独走着，步子较快，把所有的家当都用包袱包着扛在肩上。”
“路边简陋的坟冢，埋葬了在这里倒下的衰弱的人们，寒冷的风从灾荒区吹过来，扬起尘土，把他们追逐到黄色平原那边。逃荒已经继续了好几个星期。”张国红的声音到了这里变得飘忽起来，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当时在其他地方救灾时候的情形，比起这来简直就是天上地下。
“哗啦！”第三张纸展开：“路上每一个大城镇，至少有一家饭店开着，供给那些钱袋还很满的人们。在那里，饥饿的人们站在炉子旁边，发抖地闻着食物的香味；他们的眼睛跟踪着富人们每一口热气腾腾的饭，从嘴到碗，从碗到嘴。在街上，小孩子们沿街讨饭，他们泪痕满面，脸色乌黑，在寒冷之中濒于绝望。这些瘦得不成样子的孩子，头发干枯，肚子鼓胀。”
“妈的，这些混蛋就是看不见路边可怜的孩子！人性啊！”高强叹息到，后世何不是如此，倒地的老人没有人扶，送到医院已经断气，被车撞击的小女孩躺在血泊中，没有去抢救，当时从网络上看到这些活生生的例子，一直都在疑惑这还是善良的华夏民族吗？
张国红低沉的声音继续萦绕在指挥部：“小村庄比市镇更可怕。村庄空洞得发出回声，门和窗户是钉死的，街道上不断的有人死亡。很多人躺在潮湿的泥地上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；小贩在出售树叶子，一块钱一把；挖着坟冢的狗，把人的尸首翻了出来；蓬头垢面的人们在池塘的死水里捞取水上的青苔。”
“郑州城已是一个白色的荒冢，被僵死的氛围笼罩着。在战争和灾荒之前，该城有12万人，现在已不到4万人。
该城曾经被日军轰炸、炮击和占领。瓦砾堆在沟渠上，房子没有屋顶，向天空张着口。街道上，偶然有零星的人，穿着抖动的破衣，蹒跚地走着。
灾荒发生后，强壮的人都逃走了，目前留在这里的老的老、弱的弱。他们削掉榆树皮，把它碾碎当做食物吃；有的人把新麦连根拔起做食物；有的人把花生壳捣碎来吃；甚至把泥土塞到嘴里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。”
“这里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”张国红顿了顿口音，开始讲诉一个非常凄惨的场面：“一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找食物，非常疲倦了，母亲叫两个大孩子到下面一个村子里去找，等孩子回来时，母亲死了，那婴孩还在吮吸着死去母亲的奶；有的父母不愿看到孩子们被活活饿死，只好忍着泪把他们杀死；有个妇人在自己的孩子死后将其煮着吃了；还有一个女人由于饥饿难忍，割掉了死去丈夫的腿煮着吃；一些体弱的难民在偏僻的路上被抓住杀掉吃掉……饥饿使人们失掉人性，为了生存，发生了吃人的现象……”讲着讲着，张国红语气哽咽，声音似乎激烈起来：
“此次大灾，国民党也难逃其咎，他们封锁消息，漠视民命、救灾不力，是导致民众死亡的直接原因。国民党形同土匪的军队以及特务流氓横行霸道，加重了已有的灾情。时人谓曰“特务满街走，人命不如狗”。特别是汤恩伯的部队，被河南人民列为“水、旱、蝗、汤”四大害之一。”
“一位老乡告诉讲诉的一些事情，感到难以置信，等到特勤32号回来后，告诉我他亲眼所见的事情，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，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。无尽的废弃村庄，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，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。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。……而最可怕的结论是，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。”
“国民党设立了专门的救灾机构，确定了救灾方针并制定了具体救灾办法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这是其他力量所不能代替的。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政府及官员在赈灾救济中贪污、克扣、盗用钱粮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，酿成了许多政治丑闻。重庆国民政府甚至利用饥荒来发财，侵吞海外捐款！
汝南县仓库主任付伯明，把积蓄有待荒年放赈的积谷信手挥霍，盗用一空。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，私自将公仓小麦盗卖59000斤。
“‘人民馨其所有，贡献国家’，那是应该的。为了抗战建国大业的完成，善良的百姓什么话都没有说。但是，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，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，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，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，这是如何可怕的事!这些该死的东西统统该杀！碎尸万段！”
“可悲的是，1日军5万余人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。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，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，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！这就是国军，这就是冠以国家名义的军队！这样的党国，不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，简直没有天理！
可笑的是日本人竟然用这些粮食在灾区赈起了灾，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！可怕啊！真是可怕！这些直接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，反过来亲近日本人。”张国红说到这里不寒而栗。
“国民党救灾不力埋下了其统治的潜在危机，其后果不久就显露出来。1944年春夏之交，由于失去民众的支持，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遭到了空前的惨败，日军以微弱的兵力就打垮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，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。
尤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豫西的老百姓还到处截击溃败的士兵，缴获他们的枪械、大炮和电台，甚至枪杀部队官兵，给国民党军队造成重创！
中央军28师师长赵东威坐镇中原，不顾洪水造成的灾荒，逼粮催款，残酷杀害要求减缓捐税的老百姓。但他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便吓昏过去，弃城而逃。
逃跑的路途中，其手下的士兵抢夺难民的财物，打死难民张大娘，抢走其女儿小梅。老百姓痛恨这些士兵不打鬼子却欺压百姓，缴了他们的械。
赵东威异常愤怒，命令副官赵振平派兵血洗桐柏山，枪杀了3600多名群众。中央军的暴行激起了老百姓极大的义愤，几个村庄的群众联起手来包围了28师，收缴了中央军的枪械，用乱刀砍死了师长赵东威。”
“当时驻军纪律之坏，实在令人难以形容。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，它仗恃汤恩伯的势力，在地方上横总目直闯，作恶多端，农民饲养的猪、羊、鸡、鸭，亦被尽量搜刮。
尤其可恶的是，捕人一只母鸡，还要勒索20个鸡蛋，农民稍一迟误，当兵的即大声呵斥说：“母鸡能不下蛋，鸡蛋哪里去了？”
“妈的！这是人话吗？”高强愤怒的喊道，对这些伪军深恶痛绝，恨不得全部毙掉。
“反过来，看看小鬼子是究竟是怎样救灾的。旱灾、蝗灾、水灾接踵袭来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，沦陷区的粮食供应愈来愈紧张。在此情况下，日伪政权不得不采取一些救济措施，在河南设立了伪河南省振济委员会。1942年旱象初显时，省府带头祈雨，引得各地争相效仿，导演了一场轰动的但却是自欺欺人的闹剧。
1942年7月26日至28日，伪省长陈静斋发动了一场祈雨运动，要求每天早晨从7点到10点，各宗教团体建坛祈雨，诵经祈祷;祈雨期内禁屠三天，并布告商民;每街要设置水缸，缸内插柳或在各家门上贴上“沛然下雨”的标语。
陈静斋除了率属虔诚祈雨外，“并派员前往邯郸，迎请祈雨铁牌”，结果歪打正着。《新河南日报》便大肆鼓吹，认为是“至诚感召，各县及本市均降甘霖”。
1943年8月3日，伪省长田文炳为了“效成汤桑林祷雨之迹，发起祈雨运动，以冀上下虔诚感格穹苍”，命令直属各机关所属职员从8月3日到5号在各自衙署祈祷求雨。
日伪媒体也大肆宣扬其救灾政绩。田文炳省长，深为关怀民瘼，爰发起祈雨运动，于前日三日午前十时，率领全署职员，虔诚祈雨，果于昨日午后三时余，凉风四起，阴云密布，刹间即豪雨如注，炎热之气为之顿消，此真所谓上感苍穹，至诚格天也。”
“华夏农民非常迷信，在大旱如望云霓之下，骤获甘霖，秋禾不无润苏，故莫不欣喜雀跃，感念田氏不止云。在省府的倡导与示范下，各地方政府也群起效尤。
日伪政府从上到下不谋救灾良策，反而把祈雨当作一项重要的救灾举措，充分证明日伪政权救灾无能，只能靠迷信活动愚弄民众，达到安定民心维护其统治的险恶目的。”
“伪河南省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，也开展了急赈放款、设立粥厂、收容难民等救济活动，减免农民的征粮，限制打击高利贷，开展募捐等活动。日伪为了解决灾区民食问题，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即“配给制”。
农民一年辛勤劳动所得全部都要送交公仓，而农民所有的生活用品、食粮等则通过合作社按日定量配给，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沦陷区人民的物资。
在此“配给制”下，人民的生活水准降低到极限，甚至连牛马都不如，“每日每人仅能领粮六两至十二两，三岁或六岁以下，五十岁或六十岁以上者，均不能得到粮食的配给”。
“所有食粮除部分分配给人民以外，其余大批粮食，日军就无代价的送往平津，或其他地方，供养其士兵或出卖。”
“配给制不仅具有榨取战略物资的经济功能，还具有打击游击队，控制沦陷区人民人身自由的政治功能。日伪政权实行保甲制度，没有良民证也就无法得到粮食配给，更不可能得到救济。
而日伪统治者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宣扬自己的恩惠，笼络民心。1943年5月20日，受日伪政权所控制的《申报》发表社论说，“这次救济华北灾民成效如何，实会有重大的政治意义。”
“老百姓的心中，谁能拯救之于饥饿之中，谁就是他们所感戴的救星”。其实，日伪“配给制”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，反而是一种变相的虐杀；大搞迷信，是日本帝国主义摧残我华夏文化的卑鄙手段！”
“灾荒的严重已经使灾民失去了本来的良知。当灾荒的打击使他们自身难保的时候，他们便不再顾及他们的亲生骨肉。不但各地弃婴盈市，而且灾民木料烧死童争食。
灾情的惨绝使各地割食人肉之事屡见不鲜，确山县练河乡第十保周井村东河内于民国32年三月六日雪后发现饿毙尸体一具，年约四旬余，男孩，该村灾黎闻知纷纷割取尸肉煮食。
该县界牌西三里小李庄有李张氏者年逾半百，仅有二子一女，家贫久未举炊，三月三日晚将其三岁弱女遗弃道旁，希望有好心人将她带走，不料被其邻人张某拾取煮食。恰巧有人到张某家借物，问他在煮什么，张说是狗肉。邻人趁他取物时揭开锅一看，大吃一惊。灾情之惨不忍卒闻。”
“可狠的是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，时常来往洛阳、叶县之间。他竟然强迫民工，义务劳动，分段整修，并且派人监工。某段完工，如不对该段监工送礼行贿，即不给以竣工证明，使民工长期驻守，不敢离去。沿路居民，咬牙切齿，恨入骨髓。”
“1943年春，正当灾情发展到了顶点，灾民大批死亡之时，汤恩伯征远近各县民工数万人“以工代赈”，大修黄河。结果是工程并没做好，而死亡者不计其数。汤恩伯部队派人到各县抓兵，入伍时几十人绑在一起，把新兵当犯人对待。有逃跑的，抓回来就枪毙。
如果能给带兵的行些贿，（三五十元不等），就暗中释放，沿途他们再抓人补上。1942年河南饱受水、旱、蝗灾，国民党驻军汤恩伯部却又敲诈勒索，奸淫掳掠，无所不为，使河南灾上加灾，成为水、旱、蝗、汤四大灾。
所以有识之士品论：“可以说，军阀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频繁不息的战乱，四分五裂的政局以及种种加诸于百姓的有增无间的差役负担，是这次灾荒孕育、进发、蔓延乃至加剧的最大的‘人祸’。”
“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，二人接管亿救灾款后就开始营私舞弊，投机倒把。他们做了几次大生意，赚够钱了，到1943年麦收时节才运到一批发霉的麦子，经过分发手续，到灾民手里已经是吃到了新麦。
麦前麦后，粮价差别很大，灾民不愿要高价平粜粮。政府强迫灾民接受，结果等于又给了灾民一次摊派款。”
“日军侵犯豫中、豫西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数十万军队，临战溃逃，望风披靡、不战而逃散兵游勇又沿途抢劫。
恶果产生了，对国军恨之入骨的河南百姓，举着猎枪、菜刀，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，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，缴获他们的枪支、弹药，甚至枪杀、活埋部队官兵。5万多国军士兵，就这样束手就擒。
“汉奸队伍“皇协军”和一些杂牌队就挺可恶了，每次进村都偷鸡摸狗，搜刮财物，因此当地一些老百姓说“皇协军”比日本兵还坏。”
皇协军、杂牌队、地方团队对灾民仍是差捐频仍，不断掠夺粮食，山上有杂牌军、地方团队，山下有日本人、黄协军。黑夜抢、白天夺，一升半碗，也要给你拿去，有粮既不敢露，也吃不成，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惨啊，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华夏还有这样的地方。”张国红再也念不下去了。
“咣当！该死的汤恩伯，该死的吸血鬼！”高强发出怒吼，眼角迸裂，流出了血泪。
“该死的国民党政府竟然封锁消息！如此惨景发生我华夏大地！我利剑军枉自号称为国为民为百姓，愧煞！愧煞！”
“命令！华北、山东等地，凡我利剑军和共产党所控制区域，立即聚齐物资，连夜开拔，救灾救民！动员所有车辆，军队暂时停止对日攻击，所有人员口粮减半，一切赈灾为主！我们打仗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让百姓吃上饭过上安稳的日子。”
“电令罗高公司，加大购买粮食力度，力所能及的采购，即日起运！”
“电令缅甸人民政府军组织救灾物资。”
“电令野狼军团停止对日打击，调集所有军舰参与物资运输。”
“电令蒙古政府立即组织救灾物资，向牧民购买牲畜，在不侵犯他们利益的情况下，有多少收多少！”
“经济区各大医院抽调力量在河南各地展开就诊，一切免费！”
“教育部门立即赶赴河南各地，展开国民教育！所以一切按照经济区实施！”
张国红看着高强的大手笔，担心的说道：“这么大动静，我担心我们的经济会崩溃，根据情报显示，湖南等地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
“崩溃不会，最多就是世界更乱一点，老子有的是钱！哼，国外的粮食价格肯定会出现动荡，我管他们死活，只要我华夏百姓得救，再大的罪名我也能背。”说完后，高强脸上闪现一丝狰狞。
“特战大队、近卫军即日开拔，给我扫遍河南残余日军、伪军，凡是有在大灾期间迫害百姓的，都给我就地击毙！各城各县凡是发现有囤积粮食之商户，全部没收赈灾！汉奸发现一个击毙一个，我们看来还是心软了，这些畜生比之日寇更为可恨！更该死！”
利剑最高指挥部一声令下，国际上风起云涌、粮价爆长，华夏各处战场的枪炮声陡然停止！
硝烟被一辆辆汽车、火车冒出的滚滚浓烟替代，喇叭声，车轮声响彻华夏大地，无数的物资开始向河南输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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